“可是显然，死者不是踏踏实实死去的，他在死前备受折磨，而这正跟这封伪造的自杀遗书——不，确切说，是疑似伪造的自杀遗书构成了一种鲜明对比，为什么凶手在那么残忍地杀害他之后，还故意留下死者亲笔书写的遗书。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曾勇以反问的方式为萧郁的结论做了背书，证明她对自杀遗书的分析是完全能站住脚的，接下来，曾勇又要求萧郁根据遗书中的内容配合专案组，作进一步的分析。
不用曾勇提醒，她也明白自己到底需要干些什么。接下来，她的工作量还有很大，她要去研究死者和余岚之间的关系，研究能查到的所有相关死者和嫌疑人文本，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余岚从出道以来所写的数本长篇小说。会议结束，萧郁心里松了一口气，虽然她的初步分析报告并未能获得所有同事的认可，但毕竟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种认可，给了她继续扑在这些文本上的钻研的信心。
她瞥了眼手机，才发现刚才会议室开会的时候，有好几通林康的未接来电，还有一条消息，问萧郁什么时候回家，孩子不想睡，在等她。自她来转行当警察，林康和她交流起来，总是不冷不热，每次说话都借由孩子的事来搭话，仿佛自己跟她无话可说似的。
她觉得林康通过对她的讽刺来达到一种快感，同时还占领了道德上的制高点：看吧，是我，一个还在创业的人，一直照看孩子，一早起来给他做早饭，送他上学接他放学，晚上还要放下手头的工作，坐在床头给儿子讲那些已经讲了几百遍的幼稚童话故事。
从语言研究所辞职转行警察这两年，这还是她所学专业“司法语言学”第一次被应用在一桩凶杀案上。自杀遗书与谋杀现场，这种鲜明的悖谬立刻就吸引了她。这是属于她的案子。尽管她并不知道在这起案子中，她的司法语言学能为破案带来多大的帮助。但她一定要抓住这次机遇，或许未来的一年、甚至几年都不会再遇上这样的案子。
况且这两年，林康一直觉得她大龄转行做刑警，是想一出是一出，还说她在警局的这两年，根本没用上自己的专业技能。
站在外人的角度看，萧郁的确是有些“自讨苦吃”的感觉，和语言研究所的差事、福利待遇相比，刑警的活确实又苦又累，难免令人生出一种“何必呢”的同情。可她知道，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她已经厌烦了酱缸式的学术圈文化。
开车回家的路上，她想到家后孩子也许不会睡着。说不定还能给他讲一个睡前小故事。曾勇的电话打过来，她接起电话。
曾勇直入正题：“刚才技术科的人搜查资料，发现十一年前在清远的时候，她有过一任丈夫。”
“后来呢，离婚了？”萧郁问。
“没有离婚。”
“那她现在是怎么结的婚？”
“人失踪了，没两年，法院判了婚姻关系自动解除。你知道巧合的是什么吗？他失踪后没几天，余岚就从清远来这了。好了，不耽误你下班陪孩子了，跟你说这个，是给你提个醒，余岚这个女人，不简单呐。”
电话挂断时，车子驶过一家24小时营业的文艺书店。她没有马上回家，找了个路边的地方停车，走去书店，那里应该会有余岚的小说，包括那本最新的《戏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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