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吴丹青也知道，邱成桐奖学金关系的不仅仅是钱，也是一个荣誉，如果中途因为成绩下降被取消，将来留学交流生的名额可能就会受影响。
顾辙就算将来要做产研大佬，有个顶级科研学府的招牌和人脉，也是大有用处的。
东海大学竺院这边，最顶层能拿的稳定、值钱交流名额，自然以斯坦福为最。
斯坦福虽然不是什么全球最顶级名校，却是全球产学研结合做得最好的。
这方面连MIT都不如斯坦福，毕竟往硅谷心脏帕罗奥图那一杵，近水楼台，多少硅谷科技公司都会优先找斯坦福孵化前沿科技苗子，几十年下来这个产研交流的氛围和圈子非常浓厚。
顾辙当然也知道这个道理，看吴丹青苦口婆心劝他，也是有点感谢的：“放心，就算只给前5%邱成桐奖学金，我这卷面成绩也够了，我又不指望只靠考试分数拿奖。这也是要综合评标的嘛。
我马上会发几篇论文，还会有一些自己设计的实验项目，要不你俩过来帮我搭把手？我正好需要人给我实验操作。
我可以分给你们一些论文第二作者，外加一些津贴，当然，科研的经济成果肯定是与你们无关的，事成之后的奖金倒是可以有。”
顾辙此言一出，吴丹青倒是没太大兴趣，而旁边始终埋头吃饭的孔超凡，倒是被激活了本能狂热。但他也不由诧异地质疑了一句：
“找我们帮你做实验？你不是实验满分的么？自己做不就好了？”
顾辙微微一笑：“我是打算做一些高聚氨基酸水合物的性能测试，需要测的成分配比非常多，实验室制取工艺也麻烦，肯定需要熟手帮我搞。”
顾辙心中，对于他即将要搞的那个隐形眼镜新材料发明，当然是有明确方向的。
但前世记住的那些专业数据，也不可能完全详尽到分毫不差。
打个比方，顾辙知道眼下比目前现有技术更有优势的隐形眼镜材料，是以“γ聚谷氨酸”为基底、加上几种甘油醚类交联剂的水合物。
但是，最后的成品材料里面、γ聚谷氨酸的聚合度要达到多少？聚谷氨酸和甘油醚交联剂、水合剂的百分比各是多少时，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或者至少能做到比目前市面上的隐形眼镜材料脱模精度更高？
这里面，往少了说做几百组对照实验都是有可能的。
顾辙之前参加实验考试的时候，能满分过关，那是仗着他作为重生者、而且机缘巧合前世对那年的全球总决赛考题怀着巨大怨念、反复练过、印象深刻。
论真实的化学实验操作能力，顾辙是不如奥赛时正牌省一、并且以实验操作拉开分差的孔超凡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顾辙做好实验规划、计划，让孔超凡帮他动手。
最好还是把吴丹青也拉进来，大家分组做同样的实验、只是把不同的配比任务分下去。这样对于将来保护顾辙的成果所有权，也是最好的。
因为在科技界，成果从来都是主要属于科研规划和实验设计的。
除非是非常难、没什么人能操作的牛逼实验，才有可能给操作者也分成果——
比如当年杨振宁李政道拿诺贝尔奖的那个成果“宇称不守恒”，需要做一个“观察钴-60原子核β衰变放出的电子的出射方向”的实验，
但杨李都是理论大牛、实验不太行，最后借助了吴健雄的实验操作。但拿奖的时候也没见吴健雄能分享诺贝尔奖啊。
除了这种极端特例，其他普通科研，实验操作者地位就更低了。
发现链霉素的UC伯克利的瓦克斯曼教授，当初就是提出了“在各种抗杆菌灰霉土壤中分离抑制结核杆菌抗生素菌株”的实验设计，独享了195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至于亲自操刀发现链霉素的那个研究生阿道夫.舒尔茨，他只是个根据瓦克斯曼教授实验计划具体动手的工具人，像他那样的工具人同组内还有很多。只是他运气好、他分离的那部分抗杆菌土壤里刚好有链霉素，怎么能把成果算给他呢？
阿道夫.舒尔茨还试图打官司告瓦克斯曼教授，最后法院判他屁都得不到——当初教授又不是没付工资，那只是两清的雇佣关系，需要人操作而已。
顾辙这也不算剥削人，至少他在开工资的时候，肯定比瓦克斯曼那种诺贝尔奖得主要慷慨。（按收益比例来说顾辙更慷慨，不是比绝对金额）
孔超凡和吴丹青也没妄想，他们也知道，这种基础的实验操作、反复的成分百分比试错，确实不可能要求太多。
所以几人就这么在饭桌上聊定了。
顾辙因为聊天，吃饭稍微慢了点，这时才心事尽去，把最后几口饭菜立刻扒拉完。
就在这时，食堂门口走进来几个同班的女生，其中一个比较五大三粗的，正是一个多月前去法院围观过顾辙官司的张涵。
她一看到顾辙，立刻小步跑过来跟他通风报信：
“顾辙！你最近都忙什么去了！上课也不见你积极，考试分数也没最好，听说有人不服你这成绩能拿邱成桐奖学金，去院办质疑你了。
还有人匿名在校内论坛上乱说话，说这事儿有黑幕，你这几天有空赶紧找一下郭导员解释一下情况吧。”
吴丹青闻言，也是脸色微变：“我是班长，我怎么都不知道？唉，顾哥，你看你，被我说中了吧。”
顾辙却依然气定神闲：“奖学金什么时候轮到一波考试成绩就能决定了，我不急，等导员找我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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