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乙宫返回之时，刘襄的脑子里一直在盘算铸炮的成本，以及火炮发射之时的消耗。
弹丸可以用铁壳灌铅之法降低成本。
幽州并州探查出不少银铅、铅锌、铜铅、铁铅伴生矿，铅比铁便宜得多，且密度高，重量大，这种铁壳灌铅的弹丸，比纯铁弹丸打得更远。
也算是错有错着。
如此一来，一斤重的弹丸就从百钱降为了三十钱。
火药是比弹丸更大的消耗。
如今不需要去市集中采买，硝石矿和硫磺矿用苦役采掘，主要的产地是洛阳新安县附近的硫磺和并州大同附近的硝石，车师后国也发现了硝石矿，每年都会通过河西走廊运回大量的硝石。
成本降了好几十倍，可一斤火药仍然要两百钱。
这么一算，猎鹰炮一次满装药发射，需要消耗两千两百钱。
一炮三千斤粮食，或者小半套冷锻甲，这是吃钱的巨兽啊！
难怪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消耗是真的大。
什么样的目标才配得上这种级别的消耗？
得收多少税才能让大炮在战场上肆意的轰鸣？
一炮八两金，两炮下去，一斤黄金就没了。
用不起，用不起。
太尼玛狠了！
能打死多少敌人不知道，反正敌人死之前，刘襄就先心疼死了。
这玩意得像现代的核武器那样供起来，不到生死关头最好别用。
可怎么想怎么不甘心。
理智告诉他这是在积累技术，但有了大宝贝，总想拿出来耍一耍，不然的话，心里痒痒，不舒坦。
想用就得开源节流。
降低成本需要技术积累，开矿、运输等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只能一步一步的走，急不得。
开源就是税收了。
一个国家的战争消耗，必须要跟税收挂钩，作为大汉的皇帝，心里没数可不行。
现在不是打天下的时候了，不能总是用自己的私房钱补贴战争，这对国家来说，不是好事。
况且，为了促进商业繁荣，很多专营的商品已经逐渐的放开，他的收入也在逐年的递减。
还富于民，活跃民间经济，然后收商税入国库，大汉王朝正在慢慢的调整，军政府的体系走不长远，打天下和治天下毕竟不同。
刘襄预想中的税收政策，是以商税为主，尽量降低农民的负担。
上下几千年，这片土地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以农税为主，税制变化不断调整，却陷入了同一种循环：
在王朝初创之时，统治者为了抚平战乱造成的创伤，往往轻徭薄赋，节约民力，减轻百姓负担，此时是王朝的薄税期。
随着生产逐渐恢复，社会财富增多，统治阶层奢靡之风盛行，国家财政压力加大，开始增加各类税收明目，称之为杂费，此时王朝进入重税期。
百姓负担加剧，社会矛盾越发尖锐，统治者不得不进行赋税改革，整合税费，降低税率，减轻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再次进入薄税期。
但是，这种改革，会使地方官员的“灰色收入”减少，他们必定会为了个人利益，想尽办法的增加税种，百姓的负担仍旧非常沉重，王朝就会在民变中走向消亡。
以明朝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举例：当时地方上的农税高达上百种，于是朝廷要求地方将农民的田税、徭役和其他杂费合为一条，并将实物折算为白银，禁止地方官员另行征派。
这一举措，在初期之时，有效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但是，这世上的事，就怕但是。
后期，地方官员巧立名目，开始征收“火耗”。
民间白银质量不一，官府统一熔铸之时，会有损耗，这部分损耗，需要由百姓分摊，称之为火耗。
明清时期的火耗，最高的时候达到了应缴税额的百分之三十。
所以，刘襄认为，朝廷不能直接用金银这种没有统一规格和固定价值的贵金属收取税款。
若是嫌弃铜钱太重，不好运输，可以铸造固定面值的金银币。
反正不能给地方官员留空子。
而税种必须简单明确，不许加征。因为种类越多，大小官吏上下其手的地方就会越多。
为了扎紧口子，刘襄在一开始就免去了口赋、算赋等等人头税，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杂费也一并废除，只向农民收取田税。
且明确了收取比例，桑麻田三十分之一，下田十五分之一，上田十分之一，其他的一律没有。
农民家里养了几只鸡鸭，不收税。
养了几条狗两只羊，不收税。
养了头耕牛或者骡马，不收税。
用几个鸡蛋换点食盐，或者背上一口袋粮食换半匹布，统统不收税。
谁敢伸手，他就剁了谁的手！
把主意打在农民兜里的那几个铜板身上，没出息。
谁都知道农民好欺负，可这么干，朝廷是收不上来多少税款的，这点钱也干不成什么大事，却会像沉重的大山一样，压得底层百姓喘不上来气，会让社会矛盾变得极为尖锐。
这是挖大汉的根基。
有一种论调，说是只有把底层民众变成穷人，他们才会努力的干活，否则国家只能养出一批懒惰之人。
纯粹的胡说八道！
说这种话的人，不是坏就是特别坏，黑了心了这是。
往死里剥削、压迫，让底层民众活得上气不接下气，除了能让统治阶级暂时得到更多的钱，还有别的好处吗？
没有了。
当大多数人只能为了活着而活着的时候，他们去哪获得幸福感？没有幸福感哪来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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