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船出水是天大的恶兆，如今只有这里能确保无虞。”
应老道也凑到了人群的最前头，出言抚慰起了众人，“正如江道长所言，各位不要惊慌，这只是是一尊秦代的冰夷神像，供奉在秦代船台前已经千余年，脚下的铜山俚人也并未曾生怪为害。”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应老道还指着巨怪般的神像眼睛说道，“先秦相传河伯像狰狞，亦性情暴虐，谓羿曾以箭射其左目，其威不可测。而这尊冰夷像眇一目，正是明证。”
冰夷原名“冯夷”，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在葛洪《抱朴子·释鬼篇》里说他过河时淹死了，就被天帝任命为河伯，管理河川。《韩非子·内储说上》说齐国有个人想请齐王看河伯，就在水上筑坛作法，很快就有一条大鱼冒出水面，此即河伯。可见河伯之形是这样的人面鱼身，所以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就直接说河伯是人面鱼身，乘着两条龙出行。
可问题是在如此幽深艰涩的地下溶洞中，为何会有人费尽心思、遍夺机巧，雕刻出如此庞大的冰夷之像呢？
“江掌门，这件事颇有些曲折离奇，待我慢慢道来。你可知明人先贤黄佐编纂的《广东通志》？”
应老道可能是看出了江闻的疑惑，缓缓开口解释到其中的缘由。
“书中记载了一件奇事，嘉靖戊午十一月，广州城隍庙后五丈，有大榕树，颓朽久矣。其根下壤又丈余，有穴，道士扣之，其声洞洞然，曰：中必有藏物。”
“发之，得桬木板数十片，皆两两相对立，多不可数，且近神像，乃封之。盖唐宋以来完缮橹板干也。”
应老道说的十分详细，几乎是将书上这段内容烂熟于心，随后才补充说道，“古籍首次记载的‘桬木板’两两相对排列，数目‘多不可数’，故而黄佐推断这是“橹板干”毫无差错，时人以为神异也就没有继续发掘，却偏偏在最重要的地方犯了错……”
应老道停顿片刻，终于说出了内心蕴藏已久的答案。
“此处并非唐宋之遗，自唐以来海砂堆积、沧海桑田，南海早已退到了扶胥古渡的位置，就是老朽隐居已久的章丘岗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会停设在这里，此处合应是秦汉之间的船台遗迹！”
应老道的话语传荡不绝，身处其中的武林中人也开始窃窃私语，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眼前所见竟然是千年以前的先秦古迹！
可这件事江闻当然知道，他还知道后世在广州都城隍庙底下，日后会挖掘出一座规模史无前例的秦代船台遗迹，最终被认为为一个规模巨大的船舶工场，已发掘的部分为东西长约30米、南北宽约11米的长方形，该区域中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甚至木料加工场地。
这件震惊全国的考古发现，所发掘的“船场遗址”位于地表以下5米处，船场上面覆盖的是西汉初年以来的堆积层，下面是灰黑色的沉积黏土。取样分析表明其中含有大量的海洋生物，初步推断属海相地层，表明这里曾是浅海，因此秦代在此建造船场时已成沉积的泥滩。
已发现的三个船台呈水平式平行排列，已在西部发现可能的斜坡式下水滑道。关于造船台的构筑方法，基于对先秦造船技术的不明确，发掘者推测船台是与滑道相结合的，形如现代的铁路轨道一样，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
知道的发掘工作中，由于船台遗迹中发现了秦至汉代的铜钱，年代最晚的是汉文帝四铢半两铜钱其结论是，故而认定这个船场最终废弃填覆于汉初文景年间，不能排除船场始建于汉代初年的可能。
但是江闻记得很清楚，关于造船工场的年代仍是一件模糊不明的事情，而试掘中未发现绝对纪年的资料，仅仅是依靠1号船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判断年代为公元前240±90年。
再者发掘者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及出土器物的年代特征，并结合有关文献史料，就船场的始建年代、废弃填覆年代以及船场的建造与当时广州地区发生的重大史事的关联，作了初步的推论。
可对于这个遗迹最大的疑议就出现在这里。
要知道如果假定船场是始建于汉初，这期间正是赵佗割据岭南的时候。但在赵佗统治时期，没有任何关于水上活动的记载。再从考古发现看，汉初也有人在船场的附近曾营造过大型宫室，而且规模大，建造相当讲究，船场场地亦因在建筑用地范围以内而被填平了。
因此这个船台的功效有些模凌两可，也可以认为已发掘的这一段走道是属于赵佗称帝之后所营建的大型宫室的一个附属部分。
换个角度来说，假设赵佗当时出于军事或水运交通贸易的需要而创建这样大规模的造船工场，到了文景之前就把它废弃填覆掉，是没有理由也不可能的。然而当时的南越国并未发生什么激烈残酷的水上战争，也不至于在宫室左近建立这样的“兵工厂”。
因此在这个角度判断，有人认为这处船台最初为到达番禺的秦军在此修建造船基地，主要为这场持续多年的统一战争，赶制运输急需的船只，这样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而，这个造船工场始建于秦代统一岭南时期；到了西汉初年的文景之际，即南越赵佗割据称帝之后不再需要，慢慢废弃填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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