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康的计划，得到了神父们的积极响应。
拜上帝教各支，组织的潜力其实都很大，尤其是正教。
虽然很多地方，一个镇子都未必能轮到一个标准的教堂，但这是因为受训的神父数量不足，属于客观现实产生的限制，而不是理论上的问题。
哪怕没有紫帐汗国，正教教会本身也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组织体系。据神父们说，天兄当年曾经告诉门徒，“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起来，哪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因此按照他们的传统教义，三个信徒就能建立一座教堂，开始进行组织，举办宗教活动了。
这方面的理论和组织方式，教会也一直在尝试进行探索，甚至比西欧的公教教会都积极。唯一的问题是，正教之前因为军事失败，被人打散了，所以这些工作，也就只能长期停留在纸面上。
第一批新兵还不到一千人，按计划需要十多位神父和近百名修士。这个数字看着比例很高，但绝对数量其实也不难满足。
而且这些修士，不一定就是正式的神职人员，因为郭康认为，既然是试验性质的样板军队，就一次把各方面都试验了。也就是说，这支部队，不仅是对于新兵源如何组织这方面的探索，也要探索各种配套的部分。教会如何给军队更好地提供支持，也是其中的一类。
加入计划的普通修士，其实也是受训者。按照计划，等到第二批扩编，填满三个大队的编制时，就要把一批见习教士也塞进去。在军队里接受训练、进行磨合的，不止是士兵与军官，也包括这些教士们。他们也需要适应这个新环境，锻炼自己的能力，并且不断发现问题，来帮助进行调整。
当然，这个过程中，淘汰率肯定会很高。教士们平时偏向于文职工作，和军队里的生活，差别还是挺大的。尤其是这种方式还比较新鲜，适应不了的人可能才是大多数。这一批教士，最后哪怕筛得只剩下十分之一，都算是成功的。郭康也不心急。
“你们可以去挑选人手了。我打算这次去贫民区，就带上几位神父，大牧首这边也已经教士报名了，我也准备让他们跟着一起来。”他想了想，最后对米哈伊尔神父说：“您刚才说，希望我能了解下普通信徒的日常生活，我很赞同。而且我想，大家都应该有这么个理解才行。”
“我们的教士出身各不相同，有些人在希腊长大，有些人在罗马尼亚长大，有些人在罗斯长大。他们平时接触到的环境，不见得就和这里一样。”
“而且，能去学习识字的人，基本都是公民出身；能成为见习教士，也都是各自教区里比较有文化的人了。这些人和我们的新兵，生活的环境也不一定相同。”
“如果我们的神父和教士不能理解士兵们，不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不了解他们家庭的生活状态，不了解他们的基本想法和朴素欲求，只知道去照着经书念，肯定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诸位都在民间传教多年，应该很清楚吧。”
“确实是这样。”安德烈神父也赞同道：“想履行好作为牧者的职责，就得放下傲慢，像当年使徒时代的神父们一样，尽力与信徒们共融，理解和帮助他们。我想，其他兄弟也会赞同这个结论的。”
郭康点了点头。
他觉得安德烈说到点子上了。傲慢这个问题，确实是教会发展的最大障碍。
这件事在东亚表现得特别明显。罗马公教的失败，用眼高于顶和欺软怕硬两个词就能概括了。
在传教早期，利玛窦和他所在的耶稣会就提出，塞里斯的传统礼仪合乎教义，可以相容。他们；但道明会、方济会认为，这些礼仪和教义冲突，认为利玛窦等人都在进行异端行为。双方彼此争执不休，牵扯到了一系列关于教义、文化的争端，以及复杂的政治和教派斗争，前后长达数百年，被称为“中国礼仪之争”。
然而从头到尾，教义在其中都不是主要原因。教会传教这么多年，承认的各种习俗、认可的各类本地宗教多了去了，没必要纠结这种事。但因为两个修会的党争，导致事情走向了无法通融的地步。
1704年，教宗下令禁止祭祖、祭孔、悼亡等礼仪活动，并派出特使宣布命令。次年，特使来到京师，康熙亲自出马，向特使说明情况，解释说敬天、祭祖等仪式，只是为了表达敬意，和宗教无关。
双方多次辩经，还招来肇事的教士，现场解释作证。但尽管清朝说明礼仪关系重大，愿意承认对方的神和自己的天是一个概念，教会依然不愿妥协，谈判无果而终。
1707年，教宗特使来到南京，单方面宣布了禁令。康熙随即逮捕了特使，命令葡萄牙人把他关在澳门，同时声明，传教士必须遵守“利玛窦规矩”，否则就要被驱逐。
但此时，康熙依然还希望能说服对方，并且数次派遣传教士，去罗马给教宗说明情况，辩解经义争端。但教廷依然坚持己见，还扣留了担任清朝代表的法国传教士，迫使康熙又写信求情，才答应放人。
170年，教宗第二次派特使抵达清廷，康熙再次亲自出面，解释了孔子牌位的由来等问题。然而这次辩解依然无果而终。171年，教廷禁令的正式公文送到康熙手中，清政府这才放弃，宣布禁止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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